摘要：文章以民国时期德国柏林奥运会期间
武术表演与精武体育会建立海外分会为切入点，分析其对中华民族形象构建与传播的作用并得出启示。研究认为德国柏林奥运会期间武术表演成为让世界认识中华民族的新窗口；以文化输出的方式，传播民族形象；振兴民族文化，壮大民族影响力；转变了西方民众对中华民族的印象。精武体育会建立海外分会则以海外分会的集散效应搭建异域民众了解中华民族的平台；树立民族文化自信，激发民族自豪感；推动民族与时俱进，树立了积极进取的民族形象；团结异域华侨，提升民族凝聚力。在启示中指出武术国际交流应充分展现国民形象，固化国民优质性特质；应强化民族文化认同，提升民族凝聚力；要推进民族文化对外输出，服务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成为中华民族形象的自塑平台。
1前言
勤劳与智慧，是五千年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正是这深蕴于民族的特质，才使中华民族的足迹在历史长河中迤逦而行，绵延至今，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在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文明征程中，经历过辉煌，也历经过阵痛。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中曾这样记述了有关中国的概况“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国家……在公元13世纪，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文化及贸易中心……从15世纪末开始，欧洲列强逐渐崛起并开始向东扩张，中国的优势逐渐消失”，在此变迁中，国家的兴衰使得其民族形象的不断演变自在情理之中。自19世纪中叶起，西方列强诬蔑讥笑中华民族为“东亚病夫”，直至中华民国成立，仍未摆脱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等积弱已久的民族形象。然而，在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但不卑不亢重振民族风尚的沧桑巨变中，作为“国术”的武术传播与交流为中华文化的对外推介、民族形象的重构与传播均作出了巨大贡献，并通过海内外武术组织的成立与武术对外交流活动的展开，为世界认识中华民族打开了新的局面。
2 民族形象的概念界定
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在其形成、发展直至成熟的历史长河中，必然少不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碰撞。学者们对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早已形成体系，对于史实、过程以及影响进行了尤为缜密的探索，并剖析了构成文化交流的因素，但在构成因素中最基本及最重要的“民族形象”，并未得到充足的重视，以致对于“民族形象”的概念尚未出现较为权威的界定。尽管如此，在西方社会早已出现许多有关研究中国及其民族形象的著作，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他者对中华民族形象的认知褒贬不一。在1961年由胡哈•安那尔创作的《中国热：中国的形象》一书中，描绘了西方自远古到19世纪以来对中国文化、艺术、物器等的仰慕，也肯定了中国的文明形象对欧洲文化的深远影响。1971年，罗勃•麦克里兰的《异端的中国人，美国人对中国态度研究1890一1905》面世，本书以19世纪中期为时代背景，在记录美国人和语言不通、文化水平低下的中国劳工交往的不愉快事情中将华人形象定型，这种负面形象的影响直至今天仍未完全消除。
由此可知，西方社会对中国及其民族形象的感知主要来源于中国的民族文化、国民素质以及行为举止等方面。事实上，外国人也正是以“中国人”来指称中华民族的人民。在国际传播中，“中国人”这一称呼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民族性，但在所有中国人中（内地、港台和海外华人）被广泛地认同。在由刘继南等人所著的《中国形象》一书中也指出：在国际传播环境中的中国“民族形象”可以近似地表述为“中国人的形象”，并将中国的民族形象定义为他国公众对中国人的道德素养、文化知识和智慧状况等方面的总体感觉、态度及评价。
3 武术与中华民族形象之间的关系
武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遗产，是集中华文化之大成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武术蕴含有浓郁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内涵，这使得其在众多体育项目中独树一帜，以致人们开始以传承民族文化的高度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眼光来审视她。
在国际传播活动中，以武术塑造与传播中华民族形象的典范不胜枚举，而其中佼佼者当属由李小龙演绎的武侠电影。如果说早期中华民族及中国人在西方人眼里是封闭、虚弱的形象，那么李小龙则以硬朗、英雄的形象呈现在西方公众眼中。李小龙通过自己的拳脚、身躯衍化成民族主义的电影表达，赋予它政治、文化内涵，从而彻底改变了西方对梳着辫子、佝偻着后背的中国人形象的认知，其影响延续至今。李小龙以一己之身向世界传播了英雄、坚毅的民族形象，因此称得起经典的民族符号。正如我国著名导演张纪中所言：“中国武术本身就有一种阳刚的英雄内涵，而英雄主义正是中华民族的形象”，这一切都由武术赋予，使得武术在塑造与传播民族形象方面更具辨识度与认知度。武术的非言语传播方式打破了中西方的文化隔阂，将肢体语言升华为民族大义的彰显，以武术姿态勾勒出中华民族男子汉的形象，实现了由西方民众眼中的东亚病夫形象向能体现民族尊严的英雄形象的华丽转身。
归纳而言，古往今来，武术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斐然，尤其在民族形象传播方面更显示出得天独厚的优势。唯有将正面民族形象根植于世界各个角落方显民族之昌盛，而武术正是其拓展传播维度的媒介。
4 民国时期德国柏林奥运会武术表演与精武体育会建立海外分会对中华民族形象传播的作用
民国时期，德国柏林奥运会武术表演以及精武体育会开始成立海外分会续写了中华武术海外传播的历史篇章，并在西方人讥笑中国人为“东亚病夫”与中华民族努力维护自身尊严和地位的较量中，对中华民族积弱已久的形象起到重塑与传播的作用。
4.1 德国柏林奥运会期间武术表演对中华民族形象传播的作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纳粹势力不断滋长，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整个欧亚大陆，但这都无法阻挡国人对柏林奥运会的热情。在此次奥运会上，说是本着“经一度较量，即增一番阅历”的中国选手全军覆没，而随队出征的国术队却凭借武术表演赢得了各国观众的交口赞誉。此次表演成为中华武术正式向世界体坛展现东方人体文化魅力，不畏国际局势纷乱，一展中华民族形象的契机。
4.1.1武术表演以文化输出的方式传播民族形象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迈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民国时期。这既是一个动荡不安、内忧外患的时期，又是一个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时期。虽然中国在受到革命思潮影响后逐步走出封闭状态，民族意识也逐渐增强，并开始就自身政治地位的平等、经济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的发展提出各种要求，但在德国柏林奥运会举行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在西方国家眼中仍是一个相对落后、封闭的国家，并且对于自身民族文化的输出还没有显示出足够的重视。
奥运会是一个世界性集会的舞台，也是借以展现一国风采与国力的平台。在1932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时，中国只有一名短跑运动员刘长春参加，而且在预赛就被淘汰。到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我国派出了69人的代表团参会。当时的外国人对此竟惊异万分：“中国也能派出这么多的运动员？你们是来凑热闹吧？”可见，当时的西方民众对中华民族充满了轻蔑、冷漠与无知，“东亚病夫”的形象仍根深蒂固。然而,在国民竞技体育水平低下以及西方国家各方面实力远超中华民国的现实背景下，中国代表团所参加的田径、举重、游泳等项目全军覆没，且不可避免地陷入西方舆论的嘲笑与讥讽之中，但随队出征的武术队却凭借明显有别于西方体育项目的武术表演赢得了一致好评与盛誉。当武术表演队于法兰克福、明兴等城市的表演取得成功后，大会决定让武术表演队在可容纳两万余人的露天剧场内进行奥运会的正式表演。观看表演后，西方民众对此次武术表演大加赞赏，他们没有想到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竟有如此独特的民族传统体育，震惊了。当时的柏林市长也表示：“中国
功夫不仅可用来搏击格斗，也能作为艺术表演，其中蕴藏有深奥的哲理。愿贵国政府能重视它，我相信中国功夫必将成为人类文明中的精华！”
这是武术走向世界的里程碑事件，换个角度而言，它是对我国民族文化一次成功的对外输出与魅力展示。这有助于淡化和进一步消除西方人对中华民族“固步自封”的形象认知。从文化输出的角度来看，季羡林先生曾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提到：“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决不独占山头，世袭珍藏，把自己孤立起来。文化是“天下为公”的。不管肤色，不择远近，传播扩散。人类到了今天，之所以能随时进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化交流。所以说，虽然东西方文化体系差异甚多，但既然同为文化，必然有许多共同之处可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众接纳。从此次事件来看，通过西方民众对武术表演的评价可知，作为东方传统文化代表之一的武术，在这次跨越国界的表演中得到了外域文化以及民众的认可，并令他们对中华民族及民众有了较为具体的形象认知，以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传播了中华民族形象。
4.1.2 武术表演成为让世界认识中华民族的新窗口
民国时期虽然是中国步入的一个崭新时期，但在此之前给其他民族留下的印象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就有所转变的。其他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印象仍存在着诸多偏见，或者说，对中华民族的认知还很短浅。在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对于自身形象的传播并不握有主动权，其对民族形象塑造的过程仍掌握在世界手中。例如，中国学者邱世兵发现，美国人甘露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的毛病何在》一书中，明确地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劣等民族”。美国赴华传教士的女儿、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Pearl S.Buck在其涉及中国的小说中，虽也强调了中国农民的勤劳俭朴，但更多的笔墨则用来描写中国的落后愚昧和中国人的贪婪无知。在当时欧洲文坛出现的文学作品中，也大都将中华民族勾画成一个荒唐、腐朽、封闭、僵化、落后的形象。
对于一个烙有如此印象的民族，大多西方民众是几乎不了解，甚至根本就没有了解的愿望。这其中必然有历史因素，但也缺少一个让世界认识、了解中华民族的契机，此次柏林奥运会就为封闭已久的中国造就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机，为中华武术日后成为推介中国、渲染民族魅力的文化符号埋下了伏笔。当武术队员挥舞着双刀、九节鞭，演练着“空手夺枪”这些西方民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民族特色文化出现在舞台上时，西方民众必然会因所闻所见而改变其对中华民族的刻板印象。事实证明他们的评价是正面的、良好的，“神奇”、“不可思议”、“精湛”等等这些来自西方民众的评价都是对固有民族负面印象的有利回应。这足以证明我们不是一个荒唐、腐朽的民族，我们同样可以拿出令西方民众欣然接受并刮目相看的特色文化；我们也不是一个始终僵化落后的民族，我们同样愿意贡献、展现民族文化，为世界文化的繁荣贡献力量的优秀民族。从某种程度来讲，此次武术表演无疑为西方民众认识中华民族增加了新的元素，成为世界认识中华民族的新窗口。
4.1.3 武术表演振兴民族文化，扩大民族影响力
当历史步入近代，西方文化挟万钧之力破门而入，猛烈地撞击着古老的中国文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习俗等各个方面。20世纪30年代，虽然“西学东渐”的思潮已在“五四运动”后接近尾声，但仍留有其辐射力与影响力。对于此，不论西方学者还是东方学者都对各自民族文化的兴衰提出了不同观点。
西方文化从文艺复兴以来，昌盛数百年之久，对推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促使人类进步的步伐也达到了空前的速度，世界人民无不受其利。然而，同世界上所有文化一样，西方文化也绝不会永世长盛。就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西方学者已经看出西方文化衰落的端倪，如德国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提到：“大多数文化都经历了一个生命周期，西方文化也不例外。西方已经走过了文化的创造阶段，正通过反省物质享受而迈向无可挽回的没落。”此书一经出版，引起巨大反响。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就曾在《欧游心影录》中提到：“号召青年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到了1935年初，陶希圣、萨孟武、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立即引起全国文化界热烈讨论，使沉寂多年的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重新活跃起来。与“宣言”的中国文化本位论正面对立的，正是狂热的全盘西化论观点。此次宣言的发表以及引起的热烈讨论无疑是当时有识之士对振兴民族文化的一次推动，加之西方一些学者对本族文化的没落预言，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提供了绝佳机会。
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在1935年“宣言”发表后的次年德国柏林奥运会的武术表演又一次轰动西方。在《精武一百年周年纪念》图书中以“国术队技惊欧洲”为标题记载了此次事件。此外，当时又恰逢“土洋体育之争”，国术队的表演不仅为本土体育争回颜面，同时也在中西方对各自民族文化兴衰的预言与讨论中为本民族文化的振兴起到了巨大推动。
4.1.4武术表演转变了西方民众对中华民族的印象
武术的“神采之韵”、“节奏之韵”、“刚柔之韵”赋予了中国武术特有的艺术韵味，这种浓郁的艺术气息给予了无论观赏者还是演练者艺术化的感知和体验。武术表演所展现的中国人形象与西方公众眼中刻板的中国人形象大相径庭，无论从外在形象还是内在精神都因武术的渲染而神采奕奕，与积弱已久的“东亚病夫”形象形成了巨大反差。异域公众也必然会在这巨大的反差中汇聚成中华民族全新的印象，这种印象为民族形象的重塑提供了国人渴盼已久的正能量。 4.2精武体育会建立海外分会对中华民族形象传播的作用
精武体育会是中国近代史上传播中华武术最为成功的民间武术组织，自成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影响辐射全球。50余个国家和地区相继成立精武体育会，其早已成为海外华人心系祖国的一条感情纽带，成为世界认识和了解中华民族及其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也是有效宣传中华民族，传播民族形象的有力载体。
4.2.1海外分会通过文化传播为异域民众提供了解中华民族的平台
众所周知，体育是文化传播无声的“世界语言”，通过体育文化来传播民族形象、民族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例如，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唐朝皇家队就曾与到长安迎亲的吐鲁番进行马球比赛；西汉以后我国的六博棋艺传入印度，唐朝的马球、围棋传入日本，并迅速传播开来。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文化是认知的过滤器，它不仅体现了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风俗礼仪、价值观，也可以体现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所以，文化的接纳与民族的认知息息相关，但两者必须通过传播才能得以对接与相互作用。
中华武术在其远传海外的漫长过程中虽是以不同技术、技能为载体，但其本质是对我国精神文化的传播与传承。这就好比当年《马克•波罗游记》之所以能在当时的欧洲引起巨大轰动，正是因为它让西方人见识了与其文化品质完全不同的异质文化，为西方人提供了新奇的精神文化产品。同样对于作为异质文化在外域传播的武术而言，精武体育会利用海外分会的集散效应传播武术正是对民族文化传播的成功典范，例如，二战后德国为走出“二战”阴影，重塑欧洲大国形象，将民族文化传播作为其外交的核心内容，旨在重新建立那些在战前或战争中被破坏的纽带，尽快或尽可能持久地改变德国人在外国的负面形象。可见，文化传播在诸多方面不仅具有一种柔性的力量，同时也具有很强的穿透力。精武体育会海外分会的建立就为异域民众通过对武术的接纳从而加深了对中华民族特有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等的形象认知。可以说通过文化传播、受众认可促进了他者对中华民族形象的感知与生成。“精武体育会”是当时我国的“文化大使”。
4.2.2 海外分会的武术传播树立民族文化自信，激发民族自豪感
民国时期，“西风东渐”引起中国人的文化自卑，甚至出现要“废止春节”的事件。然而，国家之兴衰强弱与民族传统节日又有怎样的关系？这种民族文化自卑感在当时“全盘西化”的思潮中尽显无疑。著名学者胡适于1928年6月在《请大家来照照镜子》中写道:“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社会道德都不如人。”可见，胡适在西方文明面前显现出了极度的民族自卑感，不免言词过于偏激苛刻，这也影射了当时社会环境背景下民族虚无主义的普遍。可想而知，一个对自己文化都不自信的民族，在他者眼中的民族形象又该如何。
就一个民族而言，若想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其国民必须对民族文化自信。虽然，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每一次文化的集体反思，都极大推动了中华文明进程。可鉴于当时仍弥漫的“西风东渐”、“全盘西化”的社会气息，对于树立民族文化自信的长远过程而言，本民族某种文化在异域受到接纳、推崇的事实则显得更为振奋人心。武术便是如此。从当时的国情来看，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等各方面都落后于其他国家的情况下，唯有武术在异国打开局面，且受到了异域人民的欢迎和推崇。在精武体育会的推动下，相继成立海外分会42个，总会员数逾40万之众。这无疑加深了异域民众对中华民族的理解，强化了对我国国民的尊重，激发了民族自豪感、自信心、民族归属感，以致树立起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这也向世人宣告了中华民族虽然经历了长期“固步自封”、“闭关锁国”的历史时期，但并不代表我们没有足以吸引异域民族并可流芳百世的文化精品。
所以，我们理应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自信，相信历经五千年洗礼的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精武体育会的海外传播为当时自卑的民众心理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对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威望和魅力展现出充满依赖感的信奉、坚守和虔诚。
4.2.3 海外分会的武术传播推动民族与时俱进,树立积极进取的民族形象
现实和未来都在警示着，远离和隔绝世界文明的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均很难生存与发展。1915年到1920年初期，中华民国经历了三次中西文化论争。当时被后人誉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在引进西方新思想时，既与文化激进主义者的虚无主义态度和“全盘西化”的主张相异其趣，也与文化保守主义拒斥西方近代文化的态度和复古主张大相径庭。在对待西方近代文化问题上，孙中山先生坚持“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而决不能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翻陈出新”的思想也与当时有识之士产生共鸣，顺应了时代发展，改变了国民落后的文化心态。
孙中山先生等具有先进文化思想的先驱们提出的社会变革理论，唤醒了民众摆脱消极保守、猥琐退让的人生态度，激发了积极进取、与时俱进的民族精神。其理性对待文化差异与择其优而从的理念，可以说是对中华文明极大的推动，也给予了精武体育会莫大的影响。自1920年之后，精武体育会开始着手建立海外分会，迎合了当时文化先进之士对于民族文化复兴、绝不能逃遁苟安的忧患意识所衍生的豪情壮志和满腔热情。精武体育会建立海外分会一方面推动封闭已久的传统文化不断吸纳人类共同创造的世界文明，不断吐故纳新和与时俱进，以更强的生命力面向世界和未来。另一方面则保证了精武体育会的开放性和渐进性，使之接近世界文明，不断融会贯通，从而完善和提升，力求走出不同经典文化要素分散、割裂、无序、对峙和冲突的状态。
可以说，精武体育会建立海外分会体现了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的精神，也映现着中国文化“兼容开放”，“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品质。民族复兴，归根结底体现为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亘古而博大，精武体育会海外分会的建立为推动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与时俱进做出了贡献。
4.2.4 海外分会的武术传播团结异域华侨，提升民族凝聚力
民族凝聚力不管在哪一个历史时期，都是确保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力量。在民国时期的历史变革中，海外侨胞始终与祖国同甘苦、共命运，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和百年来形成的光荣传统不容置疑。随着精武体育会海外分会的纷纷建立，海外侨胞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极大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与日俱增。中华文化作为维系海外侨胞与祖国血肉联系的“根”与“魂”，正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学者马明达在谈及精武体育会海外分会时说：“练拳是精武体育会的标志性活动，围绕它开展起来的文化内容还有很多，精武体育会海外分会的建立为东南亚的华侨提供了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并以此为平台将华侨聚集在一起。”精武体育会对团结当地华侨起到了很大作用，以至于当日本人占领南洋后，立刻宣布其为凝聚抗日意识和力量的非法组织，这也从侧面证实了精武体育会在提升民族凝聚力方面的效能。精武体育会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出来一个霍元甲打赢了一个或几个日本人，而是凝聚了一大批中国人的爱国之心！不难看出，精武体育会海外分会的建立在丰富海外华侨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以此为依托使民族凝聚力空前提升。佛山精武体育会会长梁旭辉先生就曾说过：“精武会是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相较于国内民众，海外华人对于“家园”的渴望更为迫切，对于民族的认同也更为强烈。身处异域和他人世界的疏离与矛盾使得“精神家园”与“民族认同”成为海外华人最为直接的诉求，精武体育会海外分会的成立充分满足了这一诉求，并在深化民族意识与民族凝聚力的同时使民族归属感贯穿始终。就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言，精武体育会海外分会正是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在海外华侨中激发起了强大的爱国热情，为民族精神的弘扬和民族团结以及民族凝聚力的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
5 民国时期武术国际交流对中华民族形象传播的启示
李世民有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记录了过去，启示着现在，昭示着未来。中华武术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壮大来到了历史的今天。在全球化日趋成为世界发展主流的时代，武术作为凝聚传统文化精华的瑰宝之一，也理应在提升民族形象、传播中华文化等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与价值。
5.1 武术国际交流应充分展现国民形象，固化国民优质性特质
有学者将国民形象的内涵总结为“一国国民对另一国国民的印象、认识与了解。不同于国家形象，它产生于国民之间直接或间接的沟通、接触和交流。国民形象的特点在于不仅反映一国民众对另一国民众的认识程度，同时也折射出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
在展现国民形象方面，很多国家利用“名人效应”、“明星效应”来宣传和展示自己。然而，所谓“名人”、“明星”只是社会的个别群体，属于“精英群体”，其代表性是有限的。2011年12月1日，在《大公报》一篇名为《百姓才是中国形象代表》中指出：“在上海世博会推广美国形象的纪录片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比尔盖茨、不是巴菲特、不是全美甚受欢迎的电影明星等美国精英群体。而是拥有各种肤色的美国普通居民，以家庭为组合，用中国语言向观众打招呼。向世人呈现美国完整的社会形象。其实，中国也是如此，每一个中国人走出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最终会汇聚成中国人形象，这是更实在、更具体、更具代表性的形象。”可以说，国民形象是国民素质的集中体现，可作用于他者对一国国民形象的评价，而这种评价往往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形象具有密切联系。另外，有学者专门就国外公众对我国国民素质优质性特质的认识进行了调查，主要包括如下方面：道德至上性特质；刻苦勤劳、艰苦奋斗的创业特质；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特质和爱国性特质。这些特质正是良好国民形象的内核。
综上而言，武术国际交流作为一个展现国民形象的平台，它的组成并非“精英群体”，其组成成分较之“名人”、“明星”更为多元。另外，国民形象作为一种社会观念性的东西，是一个变量，而不是一个像物质性一样的常量，它处在不断进化和演变过程中。所以，日后的武术国际交流应在国际交流活动的往来中，在同异国人民的接触以及具体行为表现中，体现出上述在国外公众认知中已形成的国民素质的优质性特质，从而深化和固化这种良好的国民形象和国民素质。
5.2 武术国际交流应强化民族文化认同，提升民族凝聚力
民族、国家的形成首先离不开文化认同，它是民族以及民族认同存在的根基。不同的民族也正是在不同的文化内容中感悟自我、认识自己的民族归属。美国学者亨延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认为，如果盎格鲁新教文化构成了美国的最根本的“自我”，那么，失去这种文化认同，美国也就不再是美国了。这就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魔力”，使得民族的凝聚比其他群体的凝聚有着更为恒久的凝聚力。可见，文化认同是提升民族凝聚力的首要条件。
武术作为中国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具有与生俱来的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一篇题为《非物质文化：民族身份的标示 文化认同的依据》的文章指出：“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各个国家和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共同心理结构、意识形态、生产生活方式等特点，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又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是群体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础。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武术所体现出的民族共同心理结构、意识形态、生产生活方式等，在其国际交流活动中可以且理应对海内外华人形成强大的感召力，为深化民族认同感和提升民族凝聚力提供保证。这是武术在国际交流活动中义不容辞的责任。
5.3 武术国际交流要推进民族文化对外输出，服务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十八大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武术在国际交流中如何发挥作用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令我们自豪的是，武术作为民族文化对外输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比如，据中国体育报报道，开罗中国文化中心2011年10月下旬举办了第14期武术班，报名积极踊跃，正如埃及武术协会主席福阿德所说：“通过学习、钻研和切磋武术技艺，有更多的埃及人民能够深入感知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武术已经成为增进埃中两国人民友谊、推进两国关系发展的桥梁和纽带。”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在全球传播语境下，任何一个积极谋求相应国际地位和良好民族形象的国家，无不在利用文化交流这一“柔性”手段去实现国家使命和国家战略。英国全球化论者戴维•赫尔德就曾指出，“当代的更集中的图像和实践正在更大范围内和以更快的速度流动。无论是在国家层次还是国际层次上，经济和文化信息正变得越来越集中”。所以，武术国际交流所带来的文化输出是顺应时代主流的。在全球传播的语境下，伴随着信息和符号日益无障碍地跨国界自由流动，国家之间的互动日益频繁和密集。世界各国、各地区以空前的关联度和密切度相互依存。基于国家行为在全球范围内的连锁反应和传导效应，任何一个国家同其他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之间的交往互动几乎同时也意味着同所有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之间的交往互动。所以，武术对某一国进行的国际交流活动和文化输出的影响力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一国对一国”的影响，而是扩大为“一国对全球”的影响。武术国际交流活动理应更为频繁，以此推进民族文化对外输出，服务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5.4 武术国际交流要成为中华民族形象的自塑平台
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华民族已然成为世界目光聚集的焦点。然而，中华民族在某些西方国家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数十年内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多数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前的“十年动乱”时期，有的甚至还停留在民国“东亚病夫”时期。萨义德在其“东方学”研究中也用了如下几个特征词汇：专制主义、残忍、不能自制的、道德败坏的、虚弱的等等。在历史的今天，我们从未想到中国给世界仍会留以此般形象。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给予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品格、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这也对民族形象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若从儒学视角来看，中华民族可被誉为一个自强不息、讲道德、重教化、追求真善美的民族；而若以道家思想去剖析，中华民族是一个守中致和、入世与避世并重、崇俭抑奢、博大宽容的民族；若再以佛教的思维去阐析，中华民族则是一个以慈悲为怀的平等博爱、乐善好施、以忍辱负重的宽容的民族。儒、道、佛三家经过约两千年的互动，相互融合，相互依存，殊途而同归，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性格。武术在其形成过程中，也汲取了儒、道、佛三家优秀的传统思想，可以说是三家文化的高度凝炼。所以武术可以展现与传播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与形象。
众所周知，一个民族的形象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因为国际社会内的共有知识或观念是民族间、国家间长期交往互动所达成的，其形成是相对漫长的一个过程，其构建作用也是以长时段逻辑作为基础的，所以具有长期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一个民族声誉的形成则完全是一个外界运作的过程，是作为他者的他国对另一国行为特征的判断，它并不需要经过作为主体的国家自觉认同认可和同意这一环节。一个国家的声誉并不受该国的主观意志制约，而只由作为他者的其他民族或国家以及国际社会评判而定。因此，武术在日后的国际交流活动中，应成为中华民族形象的自塑平台，借助全球化媒介的巨大力量使我国优秀的民族特性得以体现、传播，从而树立一个正面、积极的中华民族形象。
6 结语
在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60余年的岁月变迁中，武术已成为中国文化坐标中的重要一点，其在传播过程中功能价值的日渐明晰促使其成为助力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塑造与传播民族形象的过程中成效斐然。期冀中华武术在未来的国际传播过程中再接再厉，为中华民族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做出更大贡献。
